但不能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推行

2019-04-14来源:admin围观:62次

  2、房产是主要的财富储存形式,房产在全世界的资产配置比例都很高,美国房地产占GDP比重(剔除租金、租赁)比中国高。

  3、中国房地产统计上的细节:主要城市房价平均数>中位数,使用中位数更能反映社会房屋消费的中等水平。

  3、居民杠杆率上行较快、但仍低于主流发达国家,我国总体购买力仍相对较强。

  2、保守估计,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住宅销售面积将维持在10亿平以上(考虑城市化率及更新需求)。

  3、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住房存在大量公房、小产权房等非商品房,更新/翻新需求是未来新增住房重要部分,预计商品房未来是城镇住房的主力,其并未过剩。

  4、中国房地产的基本盘:经济增长+房价稳健+城市化率提升,需求购买力会源源不断的释放。

  1、土地财政仍是全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全国财政收入37%,部分城市财政收入增速下行。

  2、中国的土地供应中,住宅用地供应结构性不平衡,一二线住宅用地供给不足。

  3、中国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与海外大多数国家不同,农村土地实际上仍不能市场化流转(2019年1月3日,新政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直接入市”,目前在一二线城市中,估计短期大部分会用在租赁住房上。长远来看,新政策使得地随人动,后期配合土地转变性质等长效机制政策,会使得房地产行业更平稳发展)。

  4、租售并举局限于核心一二线城市,对开发市场成交影响有限肥水不流外人田)。

  5、政策端:从“一刀切”到“保障刚改、因城施策”,政策主要针对投资性需求,各地各有对冲政策(人才新政、落户放宽、公积金额度提升、棚改政策等)保障刚改需求,政策端目前主要针对投资性需求,“保障刚需、因城施策”,2019年将逐步放松(2019年初,菏泽打响了第一枪)。

  6、关于中国的房产税:应当推出,但目前时机不成熟,未来几年仍将围绕立法等做准备工作。

  1、库存情况:短期库存、中期库存、房企存货等指标均反映本轮行业去库存长于以往周期,库存整体处于低位,去化率良好,2018下半年供给进入加库存周期。

  2、库存城市间结构分布不均:人口净流入地、产业聚集地的城市(主要是一二线城市)库存低,人口流出地、缺乏产业支撑的城市(主要是中西部三四线年上半年行业资金趋紧,使得房企融资渠道多元化;18年下半年以来,房企公司债放量,龙头融资成本大幅下行。

  5、市场份额往龙头房企集中是中长期大趋势,无论是融资、新增货值(土地)、销售集中度,皆是如此。

  2、由于土地增值税的存在,房企不同拿地成本的净利润率略有不同,但净利润率的上限基本都在25%。

  我们长期看好中国经济,更看好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房地产行业,在房地产行业中,我们更看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土地主要布局在一二线城市且成本足够低(如果成本足够低,强三线城市也成)、内部管理优秀的龙头房企。

  陆铭教授公众号、保利投顾研究院、华创证券地产组、明源地产研究院、亿翰智库、中金公司地产组、同策研究院、克而瑞、西南证券地产组等。

  住在超级城市的郊区比住在中小城市的市中心效率更高。虽然上下班距离远,但是大城市的机会比小城市多多了。

  (法国是典型的一城(首都)独大型,大巴黎都会区(图中人口密度高耸处)的人口就占全法国人口的20%,GDP占全法国近40%。类似的还有西班牙。)

  之前网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数据,说中国家庭的房产在总资产中占比69%,美国仅为36%,得出的结论是——可怕,很多老百姓只剩下房子了!

  第一太平戴维斯斯(Savills)的报告《私人财富全球之旅》显示,2018年,在房地产、股权、债券、黄金等多种资产形式中,房地产总资产接近217亿美元(如下表所示),是世界生产总值的2.7倍左右,约占全球主流资产总值的60%,是国家、企业和个人财富的主要储存方式!

  这其中,住宅物业在房产的占比量最大,约占全球房地产总值的75%,涵盖了大约25亿户的家庭,与普通家庭的财富紧密相关。

  合理性:国外房价通常以中位数作为统计口径,其房价中位数是以每套房产总价作标准,把成交数据由升序排列,取中位数;

  从近5年房地产占GDP的比例均值来看,一线及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行业生产总值占当地GDP 5%以上,可见,

  从下表可以看到,郑州、深圳、上海、长沙的房价平均数与中位数的差距在持续扩大,但幅度逐渐收窄。其他城市则基本持平,或逐渐缩小。

  由于统计方法和项目推广多采用平均数而非中位数,非但没有让高房价区域的房价下降,反而把低房价区域的价格大大拉高,向平均数靠拢了。

  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主要包括3种:一是将土地作为资产进行出售所获得的土地收益;二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收入;三是与土地有关的非税收入。

  事实上,美国建国(1776年)至1862 年,近百年的时间里,土地财政都是其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期间,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主要是以国有土地出售收入为主(土地财政第一阶段)。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达到48%。

  此后(1862~1900年),才逐步转变为财产税(征收对象主要包括以房地产为主的不动产和其它少部分动产);20 世纪40 年代中期之后,开始真正形成以财产税为主的地方财税体制,土地财政依赖趋于弱化……

  如是金融研究院朱振鑫、杨芹芹对中国住房总量估算,1、商品住房112亿平方米,是新增城镇住房的绝对主力,但存量占比仅为38%。2、保障房72亿平方米,占比约为24%。3、小产权房约为73亿平方米,占比约为24%。4、已购公房等房改存量住房约为41亿平方米,占比约为14%。

  第一,我国城镇住房总量接近300亿平方米,城镇人均居住建筑面积37平方米,

  ,不能说是过剩,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特色的公摊面积后,未来还有相当的增长空间。第三,

  ,也是未来房地产行业的一个重要市场。中国住宅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住宅土地使用期限通常为70年,然而中国建筑寿命奇短,中国的住宅建筑基本上使用20年左右就要推倒重建。从1998年住房改革全面市场化算起,至今已经有20年了,

  2)市场研究公司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的财富增长了198%,创造全球最大增幅,合计为24.8万亿美;预计未来十年,中国财富还将增长180%,合计为69.4万亿美元。

  3)按照城市股价逻辑(事实上,过去十余年来,我国名义GDP和全国商品房房价走势保持很好的吻合关系,如下图所示),只要经济增长能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城市公司”的股价就还会持续上扬。

  在我们之前的假设中,分析了各能级城市未来五年量价可能出现的最为悲观的一种情形,即一二线降幅最大、三四线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总量也基本与2017年持平,销售金额增幅在2%左右,继续呈现小幅上升态势。

  根据保利投顾研究院的预测,未来五年销售面积总量达73亿平方米,平均每年约14亿平方米,销售金额总量约53万亿元,平均每年近10.5万亿元。

  从23个一二线年土地出让金与一般预算收入比值作为土地财政依赖度,可以看出,土地财政平均依赖度高达80%,最高的达到154%。

  3、中国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与海外大多数国家不同,农村土地实际上仍不能市场化流转(2018年12月24日,新政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直接入市”,目前在一二线城市中,估计短期大部分会用在租赁住房上。长远来看,新政策使得地随人动,后期配合土地转变性质等长效机制政策,会使得房地产行业更平稳发展)

  目前市场上的长租公寓分为两类,一类是地方性国企平台以周边地价的1/5左右低价拿地的租赁地块,另一种则是地块性质要求自持70年、不可出售的住宅/商住地块。

  这些问题不解决,房价问题就无解,也使得中国跟很多所谓的国际经验“不可比”。然而,这些深层次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就房产税而言,我们认为应当推出,但不能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推行。这里所谓时机不成熟,并不是指立法、评估这些技术性问题,而是指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在未来5-10 年加快公共住房建设/改造,这部分供应量足以满足中低收入人群基本住房需求后,对商品房非市场化的限制政策(如限购、限贷等)可逐步退出,把商品房定价交给市场(房价将呈现更明显的梯度),届时方为全面征收房产税的成熟时机。市场上目前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目前卖地不佳、地方财政吃紧,因此房产税已箭在弦上。这样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

  根据盛松成和宋红卫的观点,我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库存并不高,按照统计局狭义库存计算,去化周期为4-6个月。

  研究还发现,“去库存”过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城一策”没有得到线个原本库存不高的一二线%,供应进一步紧缺,房价快速上涨。库存较高的三四线城市却出现补库存的现象。按照广义库存口径计算,117个样本城市2017年的库存较2015年增加了1.17%。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补库存的城市中,68%的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人口流出,长期库存过剩的风险已经显露,需要高度关注。

  “补库存”的三四线城市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以下特征:东部经济圈的三四线城市人口出现净流入,比如常熟、常州、湖州、太仓,这一类城市长期风险不高;部分中西部核心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也呈现人口净流入的特征,比如岳阳、宜昌,这一类城市人口流入虽低于东部经济圈三四线城市,但风险也相对较小;中西部其他人口净流出的三四线城市,尤其是流出量比较大的城市,长期风险较高,比如遵义、泸州、南充等。

  3、资金面: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行业资金趋紧,使得房企融资渠道多元化;2018年下半年以来,房企公司债放量,龙头融资成本大幅下行

  截至2018年10月底,公司债融资成本有所下行,但信托等融资成本仍在上行;10月份以来,房企融资端(主要是龙头)得到了放松。

  金融资源快速向龙头集中,以各级规模代表房企为例,目前平均融资成本依旧低于过去几轮峰值。

  2017年银行借款、公司债和中票等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其他借款分别占比55%、26%和19%

  5、市场份额往龙头房企集中是中长期大趋势,无论是融资、新增货值(土地)、销售集中度,皆是如此

  (1)融资:融资供给侧改革下,主流15家龙头房企融资集中度从16年的21%跳增至18H的58%。

  (2)2018年上半年销售百强房企新增货值集中度有分化,TOP10进一步提升,TOP10新增货值占比53%

  主流15家龙头房企的拿地集中度由15年的11%提升至18年H1的46%,主流房企采取进攻性拿地策略。

  在2010-2018年中,15家主流房企的拿地集中度稳定在10%上下、波动并不大,表明的是过往周期中,土地市场对于大小房企的拿地行为是公平的,但在2016-2017年拿地集中度的快速跳增至2017的46%,则表明了近两年中土地市场中由于制度性安排(供给端政策调控)导致了对中小房企出现了歧视,从而推动拿地集中度出现了非正常的快速提升。

  (3)龙头销售表现:龙头&蓝筹销售好于全国、集中度再提升,预计TOP10今年市占率超30%,明年有望超40%

  通过对比主流15家房企的拿地面积集中度和销售面积集中度,我们可以发现,在2010-2015年间,拿地面积集中度和销售面积集中度是相互纠缠的、相互吻合的,也就是说某个房企在土地市场上的份额就决定了其在销售市场的份额,两者之间存在拿地面积集中度向销售面积集中度传递的紧密关系。但在2016-2018年间,销售面积集中度由2015年11%快速提升至2018年上半年的17%,提升了6pct,但同期拿地面积集中度则由2015年的14%大幅跳增至2018年上半年的46%,大幅提升了32pct。在这个期间,拿地面积集中度和销售面积集中度之间快速拉开差距,并不是说明两者之间原先紧密的传递关系失效,只是由于拿地面积集中度提升太快,而销售面积集中度的反应滞后所致。

  2019年高周转是今年房地产行业的主流。高周转的本质是现金流的快速周转。本来资金1年转1次,但高周转之后,一块钱一年可以转2到3次,现金流转得越快,企业规模加速度就越快。

  2、由于土地增值税的存在,房企不同拿地成本的净利润率略有不同,但净利润率的上限基本都在25%